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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检察视角的思考

下载次数: 更新时间:2022-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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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是创新权利人的民事权利。它既是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制度创新的产物,也是技术创新所必需的制度激励和政策保障。针对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实践的热点,立足检察职能,结合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保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立足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探讨检察职能拓展和延伸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指出检察机关在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监督过程中的独特职能和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拓展和完善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检察监督的具体建议。

当前,随着国际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中美贸易战继续扩大和深化。大国博弈的底气和核心在于科技创新,尤其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高科技的现代企业。2011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纷纷聚焦工业4.0,“回归制造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贸易战说到底是科技战,背后是知识产权的争夺和保护。可见保护知识产权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尽管中国专利工作者普遍谨慎,但仍无法阻止个人出售技术和创意,从而为这类公司低价获取相关知识产权提供了机会并带来严重后果:一是会形成技术垄断,通过专利申请渠道甚至PCT申请渠道获得发明专利,并能占领申请国的所有市场。这样,中国企业就无法在外国公司申请专利的国家和地区销售同样技术的产品,除非向外国公司支付高额专利费。第二,它影响了当地的技术竞争力。发明是一项含金量很高的技术。一旦拥有,很可能被作为企业赚钱的途径,同时也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不仅如此,技术含量高的发明专利群体还可以促进地方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提升地方经济的竞争力。而一旦失去,对本土科技竞争力的影响不言而喻。第三,影响中国企业对外发展。而我国的发明是由外国公司通过PCT申请的,那么,我国的企业产品

在这些已经申请的国家或地区,相当于失去了市场或者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成本来销售自己的产品。

近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国基本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制度。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在不断显现。一是制度执行仍需加强。一些地方检察院、公安机关和行政机关相继签署了一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和措施,但各方责任不明确,是否严格执行主要靠自觉,制度的有效性打折扣。在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的驱动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移交不及时或不移交甚至“以罚代刑”的问题依然存在。二是链接两法的信息共享平台仍需进一步拓展。目前大部分地方的信息共享机制建设仅局限于跨结构设置,往往通过日常工作文件的传递进行信息交换。网络硬件设施建设进展缓慢,网络集成能力有待提高

鉴于此,本文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在国际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就进一步发挥检察职能保护民营企业知识产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一些探讨和分析,以期探索新形势下解决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问题的切实有效途径。

《宪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使命,也是我国检察制度区别于西方国家的重要特征。 《宪法》第134条是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根本法律依据。

(1)在刑事案件中,以刑事手段规制知识产权犯罪,依法惩治知识产权犯罪。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这是检察职能在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最典型的表现。具体来说,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包括:件。一是与行政机关、公安机关等部门密切配合,依法抓捕和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分子;二是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对有案不动、有案不立、有罪不罚、以罚代刑等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及时监督纠正;三是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工作机制,与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案件移送机制;第四,做好相关法律制度的宣传,提高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自觉性。

(2)在民事行政案件中,提出检察建议、抗诉等法律手段,依法保护侵犯知识产权者的合法权益。认真办理当事人维护知识产权权益的申诉案件,也是检察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而实现了检察职能由“民事审判活动”向“民事诉讼”的转变。民事案件中可以拓展检察职能,只要能坚持审慎和法治原则,就能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更广泛的法律监督和救济。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涵盖行政诉讼的全过程。配备高层次知识产权人才的检察机关,可以通过高质量的法律监督,进一步促进知识产权行政诉讼过程中的司法公正。

(3)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的主动性,在维权缺位的情况下,通过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检察监督,更全面地实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办案过程中,可以通过发出检察建议书来纠正行政机关在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的不作为;针对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可以督促和支持检察机关打破因外部性而维权不力的局面。

主动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区别于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重要优势。一方面,司法机关应遵循“不告不理”的被动原则。即使有所谓的主动审判,司法机关也不能直接干预知识产权

从法律授权出发,需要检察机关发挥主动法律监督优势,促进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法治原则的重要内涵之一是公权力应尽可能避免对民事活动的直接干预。然而,在战略收购的背景下,一个外国企业,在保护民营企业知识产权的过程中,私权主体之间的民事沟通的公共影响将变得极为突出。因此,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该领域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是完全必要的。一方面,严控侦查起诉,不放纵任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对于其他不构成犯罪的不规范行为,主动提示相关私人主体,防止造成违法后果。

在民营企业对外转让知识产权的过程中,权利归属具有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导致了民事检察监督的必要性。在民营企业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不仅由相关科研工作者享有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也享有知识产权。如果民营企业出于各种原因不积极起诉未经授权的知识产权保护,检察机关有权利也应该督促其起诉;当私营企业在起诉中遇到障碍时,检察机关有权予以支持。

督促行政机关积极作为,协调不同行政机关相互履行职责,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但这毕竟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有一定的封闭性,解决问题有一定的局限性。与此相比,引入检察机关的外部法律监督,可以增加相关行政机关积极履行职责的外部动力。高水平的法律监督意见可以为行政机关解决相关问题提供借鉴和帮助。

此外,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监督有其特殊性。从知识产权行政监督的角度来看,由于私权救济等诸多复杂因素,相关地方行政监督部门往往难以为继。

专注于。检察机关具有检察一体化机制的优势。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才能,就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检察意见来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总之,检察机关虽然不能取代行政机关在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监管过程中的一线监督作用,但其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是难以替代的。

综上所述,检察机关可以在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活动中充分发挥法律监督作用,从刑事、民事和行政三个维度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权利人权益,积极推动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审慎、健康、有序进行。

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是当前知识产权贸易的前沿领域,其中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解决,检察机关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拓展和完善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检察监督是检察职能创新的切入点之一。履行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检察监督,也对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工作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扩大和完善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检察监督,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机制,真正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衔接。笔者认为,首先,要统一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标准。工商、版权、专利等行政执法部门和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门要采取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等有效措施,加强沟通交流,加深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特别是对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的证据标准和案件移送标准形成统一认识。其次,构建真正的“两法衔接”桥梁:网上信息共享平台,使检察机关既能监督公安机关立案,又能掌握信息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使所有涉嫌犯罪案件顺利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如上海、常州、江苏等地检察院分别从2005年和2006年开始积极探索,取得了较为有效的经验。他们在网上开发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平台涵盖案件移送、跟踪监测、案件咨询、执法动态、法律查询、预警、决策辅助、监督管理等八大功能。不仅将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衔接的案件信息纳入数据库,还记录了这些案件从受理到审理的全过程,大大提高了执法透明度,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这一机制,两市发现和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两位数以上。

(2)建立被害人所在地的司法管辖制度。1.探索建立被害人所在地司法管辖制度。鉴于知识产权侵权犯罪的特殊性,跨地区、跨市、跨省的现象普遍存在,笔者认为有必要立法赋予被害地地方司法机关管辖权,以便更有效地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犯罪,保护公民合法的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因为管辖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总体平衡,既要考虑有利于司法机关查明事实,又要考虑便于受害方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管辖权不能成为罪犯逃避法律制裁的制度漏洞,更不能成为被害人寻求司法救济的制度障碍。在法律修改之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指定管辖制度。例如,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检察院从2008年开始积极探索。鉴于该院受理的假冒注册商标案件大多不在犯罪地和犯罪嫌疑人住所地所在辖区,该院无管辖权,要求广州市法院建立案件异地管辖机制,明确凡涉及宝洁公司等本地区知名企业制售假冒产品案件。本区公安机关查处的赌博、安利公司,无论犯罪地点是否在辖区内,均由市法院指定提起公诉,减少了案件移送,提高了办案效率。平均每个公诉案件的处理时间相同,法院和区法院达成共识,一旦起诉此类案件,区法院将要求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案件异地管辖机制的建立,保证了此类案件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高质高效,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企业的知识产权利益。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该所通过这一机制处理了13起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涉及33人,受到了企业的高度赞扬。2.探索建立科技园区(高新园区、经济开发区等)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机制。).2007年1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在开发区法院设立“三合一”知识产权审判庭,将塘沽区、大港区、汉沽区、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加工区除外)的部分知识产权纠纷纳入开发区法院管辖,使该院成为全国首个跨行政区域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随后,上海进一步探索,与公安、检察、司法行政部门联合制定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集中管辖规定,全面推行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三位一体”审判模式和跨区域指定管辖制度,全方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目前,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形成“五园一岛”的格局,包括广州科学城、天河科技园、黄花岗科技园、广州民营科技园、南沙信息科技园、国际生物岛,在行政管理上均实行属地管理。随着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电子技术服务外包等产业的发展和中新知识城项目的推进,涉及知识产权的领域将越来越多,这对科技园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天津、上海等地司法机关的经验和做法,改革知识产权的管辖制度

此外,建议湖北省所有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国家级开发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在技术鉴定费上给予一定补贴,减轻企业维权负担。

(3)建立知识产权刑事研究中心。由于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往往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上有时存在认识分歧,立法相对落后,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办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为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能力和水平,笔者认为,湖北检察机关可以借鉴深圳检察机关的做法,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刑事法律保护研究中心,搭建决策层、法律界、司法界、企业之间的交流平台,通过经常举办论坛、开展专题调研、开展法律咨询等方式,形成良性互动。 疑难复杂案件的论证和咨询,加强对外交流,在高新技术企业员工中普法,不仅为决策层和理论界提供了依据。 具体成立形式可以是省级医院的政策研究室,也可以是有条件的市级医院。筹建处除了选派委员、邀请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外,还配备了专门的研究人员,其主要职责是:一是加强理论研究,提出立法建议,推动立法完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是要加强对执法过程中立案难、取证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的调查,提出对策;三是要加强工作机制的改革和探索,发挥各自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有效打击犯罪的合力。

(4)建立重点企业联系沟通制度。鉴于被侵权品牌相对集中,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与权利人公司之间需要建立有效沟通、交流、讨论、促进的良性机制,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与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合作,与辖区内高新技术或优质品牌企业建立联系,编制“重点联系企业”备案制度,对辖区内这些权利人进行走访摸底,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另一方面,与权利人形成绿色通道和稳定的合作平台,共同推进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必要时将邀请权利人参加相关知识产权培训,强化识别假冒伪劣商品的能力,培养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不断提高综合素质,深入推进质量战略。如广州市萝岗区检察院针对侵权对象以宝洁公司品牌为主的特点,一直与企业的品牌保护部门和法律部门保持着良好的沟通。赌博和安利。在受理相关案件3日内,指定专人告知委托代理人诉讼权利,同时听取受害公司意见,得到企业高度评价。

(五)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宣传教育机制。积极提高公众知识产权意识,发展知识产权文化,广泛宣传知识产权,开展知识产权法制宣传教育。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可以组织宣讲团,以案例解读、法律讲座等形式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宣传教育。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引导企业堵塞管理漏洞,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收集固定证据和处理侵权行为的能力。同时,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积极宣传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典型案例,进一步扩大维权成果。举个例子,

(6)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1.充实和细化相关罪名。笔者认为,针对目前刑事立法中知识产权犯罪保护范围过于狭窄的立法现状,借鉴英、法、德的既定法律规范,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犯罪的刑法保护范围势在必行。比如,一方面明确规定假冒注册服务商标的行为也构成假冒商标罪,与商品贸易有关的商品商标和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服务商标同样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扩大了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范围,将《商标法》明确规定但现行刑法没有确认的商标侵权行为界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客观行为方式。这样,不仅会加强商标刑事立法与商标法的衔接与协调,而且会促进我国商标刑事立法的国际化。针对我国现有侵犯知识产权罪存在的罪名过于笼统简单、罪名设计不科学等立法和司法弊端,笔者建议先对类似犯罪的罪名进行细化。也就是说,要改变我国现行刑法将侵犯商业秘密罪等7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义为特定犯罪,而只将这7种犯罪定义为7种犯罪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应根据每种侵权行为的性质分别设置若干具体罪名,并给予适当的法定量刑。比如针对侵犯商业秘密罪,根据不同的犯罪目的和犯罪手段,设置窃取商业秘密罪、泄露商业秘密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同时,严格限制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方面全部限定为故意;但是,过失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不再纳入刑事制裁的范围,而仅由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等经济制裁来规范。此外,取消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必须有营利的限制性规定。是否将“以营利为目的”界定为上述两罪的加重法定情节。这样可以使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刑法保护更加彻底和完善,同时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区别对待,更好地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总则。2.统一执法标准,加强刑法保护。检察院和法院要尽量在刑法规定不明确的地方达成一致,特别是在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危害程度、法律适用等关键问题上。在以司法解释、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形式联合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指导意见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应当以立法解释的方式统一。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根据知识产权犯罪的实际情况,统一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诉讼标准,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办理效率和诉讼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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